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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充分竞争是改革开放最好的礼物

/2019-01-17 15:46

  干群芳 郭有信

  “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2018年11月18日,在比亚迪成立24周年的时候,王传福在比亚迪内部活动移动K吧挑战赛中唱了一首《涛声依旧》。唱歌大赛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比亚迪的DiLink系统,能K歌的汽车是比亚迪首创。但王传福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大多数人都并不知道。

  1993年,歌曲《涛声依旧》发布,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在广东大街小巷传唱的时候,王传福到了深圳创业。南下之前,王传福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只有26岁。在这个年纪就被破格提拔为副主任,端着不愁吃穿的“铁饭碗”,工作稳定的他已经称得上年轻有为,令人羡慕。

  但王传福的内心也在不断地泛起涟漪。1966年,王传福出生于安徽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有8个兄弟姐妹,父亲一个人做木匠养家。王传福读初中时,父母相继去世,只留下4间破败的茅草房,之后一直是哥哥王传方承担着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王传福在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深造并留院工作。

  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深圳做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突破,唤醒了中国人内心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追求。下海经商大潮随即爆发。王传福也在这个时候砸了“铁饭碗”,南下创业了。

  “铁饭碗是很舒服,但是它有很多束缚。你很难有很大的提升。当时有两个路,要么是出国,要么就是下海,我选择了下海。”王传福说。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人们纷至沓来。王传福如此形容当时深圳,“说一片繁荣也好,说尘土飞扬也好,说乱哄哄的也好;人很多,一片创新创业的景象。”

  1993年,王传福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内蒙古有关方面合资成立的深圳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可惜的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这让对电池技术有着狂热追求的王传福很沮丧。在比格电池成立两年后,一则“日本因环境问题将放弃本土镍镉电池生产”的消息,令王传福感觉到,机会来了。

  打破“铁饭碗”南下创业

  1995年前后,大哥大手机要卖1万多元,里面一个镍镉电池就值上千元。当时,日本是镍镉电池的最大供应国,可这种电池当时面临停产。王传福认为,全球镍镉电池生产基地将向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盛行之下,这将是中国电池产业的机会。

  当时,日本的充电电池一统天下,国内的厂家多是买来电芯搞组装,利润很少,几乎没有竞争力。王传福咽不下这口气,“那个时候出国都会受到歧视,凭什么要检查我回国的机票?我们都是中国胃,吃不惯西餐,让我留下我都不愿意。”王传福说。

  憋着一口气,王传福决定依靠自身技术研究优势,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充电电池核心部件——电芯的生产。

  1995年2月,29岁的王传福向做投资管理的表哥借款250万元,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公司,比亚迪的英文缩写是“建造你的梦想。”王传福领着20多个人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扬帆起航”。当时的他请不起太多人,销售自己跑,工程师自己做,工期紧张的时候也要冲上生产线当工人。

  王传福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十分清楚。“我记得当时出电池第一个客户的时候,我们都亲自上生产线生产。当时电池表面要抱一个热缩膜,我们都要做到车间去,用热风机一吹一缩就是一块电池。我们什么都做。”王传福一边比划着一边对记着描述,怎么制造一块“大哥大”的电池。

  在创业初期,很多事情难度都是超乎预计的。比亚迪最开始做电池是手工式、作坊式的生产。有一次要用1.5吨的小卡车拖一个机器,过高速的时候有个弯道,车开快了,把机器甩了出去。那个机器要几万块钱,挺贵的,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当时正是王传福和司机两个人把这个机器重新搬上车去。

  “我后来想这怎么搬得上去。”王传福说。“当年机会很多,现在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条件好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公司来说,起步之后更加艰难,特别是在资金上,不擅长于和“钱”打交道的王传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是束手无策的无奈。

  在比亚迪初期的成长中,“找钱”一直比较困难。比亚迪当年的注册资本仅有450万元,由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技术入股,手头的现金流十分紧张。王传福当时对一个下属说,“一年能贷来300万元就够。”此后,比亚迪的融资一直都不太顺畅,王传福生性倔强,第一次融资“泡汤”后,再没有见过创业投资者。

  但是在电池业务步入发展期之后,比亚迪对资金的渴望越来越大,不得不找钱扩大生产。“我们当时业务一年增长10倍,需要钱来扩大生产,但是在银行贷款不好贷。”王传福说。

  当时建一条日本的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王传福没有那么多钱,他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自己改造设备,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

  想进一步扩大生产,王传福仍需要资金。

  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王传福。“我们去银行贷款,银行说贷款需要有抵押,我说我有设备啊,他说设备不行,得不动产。我问什么是不动产?他说房子。但是我厂房是租的。”王传福说。创业初期“找钱”扩大生产特别困难,这是王传福在创业23年中,最难忘的事之一。

  面临窘境的不仅仅是王传福。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圳,像王传福这样的创业公司很多,他们都无法获得贷款。后来,深圳市一位副市长亲自出面,深圳政府兜底成立了一家市属担保公司。“政府知道我们没有不动产,专门成立一家担保公司,为我们这些企业做担保。有了担保,银行就愿意借款给我们。”王传福说。这家担保公司成为了王传福的救命稻草。也成为深圳诸多公司快速发展的关键。

  王传福认为,深圳的大环境是自己成功的关键。“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本,就凭一股干劲、一股热血,干着干着就干成了。一改革开放,活力全爆发出来了。”

  两次冒险

  政策支持,技术过硬,再加上成本优势,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比亚迪的业务规模就超过了三洋、索尼等国际巨头。比亚迪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占据了全球近40%镍铬电池市场,到200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充电电池制造商。但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万传福遭遇了一次惊险的挑战。“如果当时输掉了,比亚迪将面临灭顶之灾。”王传福说。这件事是王传福自认为自己创业中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2003年,比亚迪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供货商,引起了日本电池企业巨头索尼的警惕。该年7月,索尼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指控比亚迪侵犯其两项日本锂离子充电电池专利。在比亚迪崛起的过程中,日本企业先后多次进行起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索尼这一次来势汹汹。

  这场官司历时两年半之久,直到2005年“比亚迪与索尼专利侵权战”宣布了结。最终比亚迪赢得了胜利。而在这场官司结束前9个月,比亚迪刚刚结束了其与日本三洋电机公司(以下简称“三洋”)之间长达三年的专利诉讼纠纷,双方选择妥协与和解。在电池、电机这两大领域,比亚迪战胜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

  “这个案例当年被写进了中国专利典型案例之中。”王传福说。他没有讲的是,如果这两次官司输掉,比亚迪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是比亚迪的第一次惊险一跃,在这一年,王传福还做出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

  2003年1月,比亚迪以2.7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王传福的逻辑很简单,“手机肯定不能做了,不能和下游企业竞争;家电竞争太激烈也不能做了;房地产门槛太低更不能做了。想来想去,只有汽车是进入的最佳时机。”王传福说。

  在涉足汽车领域之前,王传福看了上百本汽车类的技术书籍,认为‘汽车不过就是一堆钢铁’,难度不高。“对于我们来说,造车就像造玩具一样。”当时几乎同时踏入造车的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也认为汽车就是“四个轮胎加一个沙发”。王传福在作出这个决定后,让比亚迪其他股东顾虑重重,更让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吃一惊,比亚迪的股票在短期内连连大跌,市值蒸发掉30多亿,但王传福很快用事实让投资者重回信心。

  2009-2010这三年,比亚迪迅速成为中国自主汽车销量老大,但这过快的扩张也带来诸多问题,导致了比亚迪后续被迫转型。“当我发现汽车业这块中国市场潜力最大的蛋糕之时,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王传福曾经这样说。“过去的比亚迪走了不少弯路,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渠道扩张过快,过度看重网点数量而忽略了经销商质量;二是产品品质有待提高;三是品牌宣传不够,没有着重打造品牌内涵。”

  直到2014年,比亚迪才缓过来。但王传福认为,进入汽车行业的目的是为了造电动车,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我并不喜欢赌,我胆子也不大,我胆子算比较小,比较谨慎。我们做汽车就是为了电动车,但是一定要差异化。”王传福的思路就是电动车。2003年,当比亚迪在收购秦川汽车的时候就在西安建立年产电动汽车20 万辆。2009年,比亚迪E6问世,这是中国第一辆电动车汽车。从此开启了比亚迪在电动汽车上的大布局之路。

  此后几年时间中,比亚迪在乘用车,大巴等领域开始布局。2014年比亚迪推出双模混合动力车‘秦’坐上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冠军宝座之后,2015年比亚迪先后推出‘唐’、‘宋’、‘元’三款同样以朝代命名的SUV新能源车。当比亚迪在汽车按键上采用汉字标识时,有人断言会影响销量。对此,王传福强势回应,“中国人要有骨气和信心,中华民族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汉字,为什么不能用?如果这个文化都无法坚持,谈什么伟大的复兴和中国梦。”

  王传福的改变

  早年出国留学在国外的经历影响着王传福,“20年前,我们出国考察,国外海关总要看你的返程机票,怕中国人赖在那里不回来。”王传福至今有点愤愤不平。在这些年的采访中,王传福总是提起这个细节。他一直强调“中国人的尊严要靠自己争取”,这反应在企业在则是,他促使自己在技术上拿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让世界侧目。

  这两年,王传福一直在做两个事情,一件是推动比亚迪的开放,另一件是建立自己的新能源交通生态体系。早期比亚迪的崛起,更多是来自自己的垂直整合模式,说简单点这个模式就是什么都自己干。这个模式的好处很明显,零部件体系掌握在自己手里,反应速度快,成本也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成熟,这种模式开始出现弊端。特别是电池企业宁德时代的上市,刺激了王传福。

  从2017年开始,比亚迪的电池等核心部件开始对外开放,它也开始采购外界的零部件。同时,比亚迪还希望将汽车的操作系统开放,建立一个安卓式的生态。“我相信汽车的下一步是生态的开放。”王传福说。在汽车行业,汽车企业一般自己独立研发或者联合互联网企业进行智能汽车的研发,王传福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

  开放的策略是王传福战略的重要调整。他认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就是竞争和开放。“改革开放真正引入了市场经济,把各种市场主体的活力释放。政府少介入,只提供公平的环境,让各路精英、各路群体进来充分竞争、充分创新,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王传福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充分竞争的营商环境,是改革开放给比亚迪最好的礼物。”

  在王传福看来,民营企业在发展之中并不怕困难,只要国家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企业迟早都要爆发出力量。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比亚迪目前排名第25位,比2016年排位上升2名。王传福2017年曾表示,希望在两年内进入世界500强。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上述两个改变上。而作为王传福未来业务增长的重要方向,云轨是比亚迪这两年主推的产品。

  外界曾有人把王传福比喻为中国的“乔布斯”,王传福闻言之后哈哈大笑,连连摆手。他表示不敢比,乔布斯不止是工程师,还是个艺术家,而自己充其量就是个工程师。王传福认为自己当年打破铁饭碗出来创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高大上,“很多跳出体制外的人,想的是赚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这一点现在实现了。”但现在,王传福想得更多的是产业报国,“钱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数字了。”

  这两年,王传福的变化很大。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诸如“抖音”、“吃鸡”这样的新鲜词汇不断从他的口中蹦出来,要知道在一年前,王传福是一个连微信运动都不知道的人,而当时他最大的爱好还是看工具书。王传福确实在改变,但他依然谨慎,以面对企业发展中的压力,这个掌舵人小心地带领着企业前进。

  “公司有十几万人,算上上下游有100万人,接近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量。一睁眼就要想到有10多万人等着发工资。”王传福说。“作为企业家,必须要选对方向。我们认为技术首先要为战略服务,其次才为产品服务。一个产品的失败造成的损失是几千万或者上亿元,但方向错了,损失的可能就是几十亿、几百亿,更加宝贵的战略时间会被延误五年、十年。”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充分竞争是改革开放最好的礼物